北京日报 | 作者 乔治·夏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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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体验生命那种澄澈的美好，
唤起人们对喜马拉雅地区的关注——
喜马拉雅野生动物的科考之旅
《寂静的石头：喜马拉雅科考随笔》 乔治·夏勒 著 姚雪霏 陈翀 译 商务印书馆
1969年至1975年，在尼泊尔、印度和巴基斯坦北部群山进行野生动物调查时，我曾有数次机会靠近中国边境。那时，我就很想到中国境内考察，但限于当时的国际形势，未能实现。1961年，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将大熊猫的形象加入机构标识。1980年，WWF发起了一项针对大熊猫的联合保护项目，并得到了中国政府的认可和支持。当WWF邀请我一同参与这个保护项目时，我欣然同意了。1980年5月15日，当时担任WWF主席的彼得·斯科特及其夫人费丽帕、记者南希·纳什和我在中国科研团队的陪同下，一同来到了四川卧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这里的大熊猫研究基地，中方科学家胡锦矗和潘文石先生热情地接待了我们。我和我的妻子凯伊加入了他们的研究团队，并在接下来的四年里参与到对这种可爱美丽的熊科动物的研究工作中。我们调查了大熊猫的整个分布区域，以评估可能的保护问题。为了更好地保护大熊猫，中国政府一共设立了67个自然保护区。其中多个保护区连在一起，形成了一个面积达27134平方公里的大熊猫国家公园。根据最新的调查结果，大熊猫的野外种群大约有2000只。人工繁育种群也非常繁盛，其中一些正被计划放归野外。中国的研究团队正在继续推进这个非常棒的大熊猫保护项目。
1985年初，中国林业部认为大熊猫保护项目已经步入正轨，便建议我到中国西部，尤其是青藏高原地区，去调查雪豹和其他野生动物。这给了我一个绝佳的机会去研究马可波罗盘羊的生存状况，去追踪藏羚的迁徙路线，去探访神秘的野牦牛。这一工作一直持续到2019年，直到新冠疫情暴发。得益于中国政府机构的支持以及康霭黎、吕植、张恩迪、王昊、李娟等保护生物学家的努力，我们掌握了更多关于这些物种的基础资料。这些资料有助于政府机构建立保护区来保护这些野生动物，并科学地管理当地牧民的放牧行为，在野生动物保护和当地社会发展中寻求更好的平衡。
虽然当下气候变化加剧的趋势和人口的增长，给地球生物多样性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但我前面所述的经历和见闻让我仍对中国野生动物的未来保持乐观态度。
这本书描写的是1969年至1975年我在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等地研究岩羊、塔尔羊、捻角山羊、盘羊以及雪豹等动物的科考经历。这些工作在多个地点开展，书中我并没有按照时间顺序描述我的科考经历。
我一路寻找动物足够丰富、值得研究的科研点，同时也留意那些有潜力成为优秀国家公园或保护区的区域。本书的前三章描述的就是我在巴基斯坦北部的这些工作，在那里，我看到了许多动物，旱獭、狼、高海拔地区的鸟，但没有一个像雪豹那样触动我的内心。雪豹稀有罕见、难以捉摸，它深深吸引着我，却极少给我惊鸿一瞥的机会。
写这本书的时候，我正在巴西马托格罗索的茂密森林和广阔沼泽里开展一个新的研究项目。这里四处都是生命，像城市拥挤的街道一般，吵吵嚷嚷，令人窒息。有成千上万的动植物物种，每个物种都在努力生存，每个物种都在捍卫自己和自己的领土，与带有尖刺、爪牙、毒液、毒刺的竞争者战斗。闯入的人类也一样，必须挣扎求生，不断地与入侵的植物和昆虫战斗，才能保住脆弱的立足空间。这种生活很难给思考留下空间。对比鲜明的是，大山和大漠里，只有极少的生命在极限状态下生存，令人焦躁不安、郁郁寡欢。我于是成为现实世界和思想国度的双重探索者。
还有很多物种受到相似的威胁，都需要有人为它们而战。仅仅因为人类的目光短浅和视而不见，一个活生生的物种可能从地球上消失，这相当可怕。然而意识到这一点的人，还太少。我见过太多失去了未来的物种，每次我都绝望地希冀着，也许我能够至少再将它们的生命延续几年。笔和相机，是我向遗忘宣战的武器，用它们唤起人们的意识，让人们意识到那些可能将要逝去的生命。如果说这本书有一个主要目的，那就是唤起人们对正在逝去的喜马拉雅地区的关注。
如今，距离书中描写的科考经历已经过去了将近50年，这本书的第一个中文译本终于与中国读者见面了。希望各位中国读者能够从这本书中了解到当时生活在喜马拉雅群山中的那些人和动物，对喜马拉雅地区有更多的认识。
（作者为美国动物学家、博物学家、自然保护主义者）
